伟大或纯朴

摘要：这是这个时代的伟大文稿，写于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的校正稿的电子版因意外没有存下来。以后有时间我将再次校对。虽然那时的思想还不成熟，现在又有了新的发展，但也是当代最先进最伟大的思想表达了。 内容提要：本文是一篇提纲性的文章。通过回顾人类科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澄清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证明逻辑，简述唯物史观的逻辑原理。分析随着时代科学材料的丰富，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生观上的彻底贯彻，及关于人的科学的真正创立。论述关于生产的科学在逻辑演进和实践需要中的诞生。以及上述科学内容的突破后，时代全面彻底的科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接着，在以上科学认识的基础上，进而认识在历史现存基础上，在人类认知和生产力的发展中，人类的外在物质条件、自体物质基、社会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共同的未来革命性的演进，并讨论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和策略。 关键词： 思维的实践、 客观人生观、 关于人的科学、 价值观——心理逻辑、 时代的全面彻底的科学思想体系、 自觉进化、 自觉者自由、 加权民主　查看全文

乔布斯带着他的远见、梦想和创造天才逝去了，留下我们美好的信息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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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推动顶尖青年与社会资源的合理搭配的社会工作我也希望继续开展

北大游学记 二

 

    又到了女生们尽显窈窕的时节，但我仿佛老了，没了激情。燕园也似乎不再让我眷恋，我需要的似乎只是那干净便宜的食堂和报刊较齐全的报亭。我实在感觉，北大的人水平太低，难以交流。十年了，这种感受越来越重。和牛烘烘的教授老头们对话，他们前几句通常不理解，但却怀疑你无知。教训他们也没什么意思，他们还是目光短浅，视野狭窄，道德也十分有限。我说的都是些难听的话，这只是我的感性感受，以旁人的水平境界是感受不到的。

    这些年我自认为是继孔子、牛顿、马克思等人之后，人类认知史上最伟大的天才，因为国内理论界理解力水平有限，所以几乎没法混饭吃。又再因为没有够级别的对手，实在显得没价值。

    装愚蠢实在很累，这是我不愿意和那些不纯朴的人相处的原因。我虽然愚蠢，但是让别人理解我的问题甚或意图时常也很困难，对直观上看似简单的问题，他们又总是自作聪明不直接回答或不回答，需要教育好一会儿才行。我又不是有闲阶级，低水平的交流又没什么价值。还好，世上还有许多善良朴实的人。

    北大的男生我分为纯朴的和愚蠢的。教授我分为朴实的和牛烘烘的。后者常常是看似有才华，实际很蠢，很狭隘，道德也差。前者都很好，都很可爱。女生分为可爱的和别的。算是开玩笑。

    近十年游学北大，留下的感觉是哪些？一个是饿，狗一样的生活，缺乏适当的尊重。留下一两个心中的情人。教授们水平太有限，学生更是无知，有些同学纯朴可爱，但是还需要成长，有些教授人品挺正挺好，做学问也恭谨，但是境界有限，影响有限，也十分穷困。自己就更穷困了，没有成长的资源，学习研究思考和交流，资源贫乏，整天疲于奔命，难有有效时间。

    大概也就是这样，北大游学记二算是写完了，我没有装。《北大游学记一》有些装平庸，是为了掩护自己，保护那篇文章。

 

                                      石永文 2007年5月8日 于燕北园

中国趋势

 

积贫积弱二百年的中国，迎来了新的春天。华人逐渐也有了初级的自信。

但中国要走得更远，经济规模上，将逐步从农业、轻工业、重工业，到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逐步超越西方各国，并且在人均经济水平和世界影响力和贡献方面要争取远远超过英美。

辛亥革命使中国主动重新融入近现代世界。

毛泽东时代，中国不再受欺凌，甚至能保护周边国家。

这个时代，经济的发展正在迎来新的复兴。政治和文化影响也在开始抬头。

中国的统一早于欧洲两千年。

中国经济现在正处在重工化的阶段，轻工业也在面临升级。服务业处在创业的阶段。

中国经济在落后现代发达国家若干年的同时，与世界一同进入信息时代。在硬件生产方面形成了规模基础，在英语成为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主要信息载体的时代，中国的软件产业比较艰难。

重工化的矿产钢铁能源生产供应规模正在高速增长，都在趋向和超过世界最高产量，向发达国家人均水平开始挺进。汽车和造船产业也在向世界最大产能和市场发展，飞机工业也在开始酝酿腾飞。住宅房地产的供应更多的是受到土地供应的限制。

轻工业产品已经有了充分的生产和市场规模，正在向高档和国际化迈进。轻工产业的品质和劳动生产率的升级，以及竞争力优势释放产生的市场和投资国际化。是当前的经济阶段特征。自主设计和研发与品牌经营成为国内企业成长的新动力，劳动力供应开始紧缺，也造成劳动力的价值和成本升级。

民营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食品和公共卫生风险的压力、西方连锁经营的标准化挑战、环境的损害对健康生活的威胁、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满和要求、国际知识产权诉求的压力、社会秩序的不和谐因素、公共医疗服务的困境、精神生活的贫乏甚至空虚匮乏、公共信息服务的无序和混乱、文化产品的垃圾化制造流程……都为服务产业的发展创业提供了机会。现阶段的大学毕业生的大量培养和供应，为服务业创业时代提供了高素质廉价劳动力供应机会。如同当年源源不断的轻工产业农民工供应一样。

国内经济，轻工业在面对升级和竞争力国际化释放，重工业国内市场的形成培育下开始腾飞，服务业面对创业时代。

中国经济在轻工产业的劳动力素质和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已经得到公认，在重工方面也正在随着市场的成长日渐壮大，劳动力性价比和市场规模优势也将凸现，只是在资源供应方面较有压力。

欧洲和日本如果不能顺势应对，必然会经历东南亚那样的失落。

服务产业方面要单独做预见性比较，这也包括高科技产业。要与最发达的美国作比较：

第一方面——市场平台：也就是单位产品的研发成本，在单位技术的研发成本相近的条件下，产量越大，单位产品技术成本就越小，就越有相关价格竞争力。中国的市场平台将比美国大，现在在高档商品方面还有差距，有待继续形成。

第二方面——文化积淀：这是英美国家相形见绰的，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故事、中国饮食和体育健康、中国的伦理智慧，这是许多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虽然西方在形式逻辑思维方面积累了雄厚优势，在科学等方面积累深厚，我们也是可以学习改进的。

第三方面——学习态度：就如中世纪后期东方的态度，我们在这个时代对西方的学习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西方现在是没有这个态度的。中国对西方现代理念的学习，是几乎不遗余力、甚至矫枉过正的。

第四方面——人才资源：我们的人才资源规模潜力方面比美国有优势，中国人的智商平均也相对较高。只是在智力结构和思维习惯方面，我们还需要有更多研究。

以上条件决定，中国在服务业包括高科技产业方面对美国是有极大优势的，然而我们的突出劣势也是明显的，除了底子薄外尤其是英语成为国际语言对我们的压力，这使英语国家在全球化的贸易成本、信息成本、文化成本以及效益等方面，对其他国家更具优势。

美国英国的经济影响还不足以最终确立英国的国际语言的地位，中文还有对抗的机会和潜在实力。印度的决定地位尤为重要。

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超越美国和西方，将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西欧和日本若不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和产业结构，不但在中国轻工崛起时代受到挑战和压力，在中国重工市场崛起时代虽然得到机会，但是面对中国的重工生产能力爆发时代，很容易得到向东南亚国家那样的危机命运。

中国的文化影响首先会在周边复兴，汉字的地位还要看中国是否能持续繁荣二三百年。

另外，华人虽然在东南亚的影响虽然还有政治风险，但是已在经济方面献出卓越能力。而华人在西方世界没有献出突出的能力和实力，将来能否与美国的犹太人一般突出或更有实力，尚且不知。华人在澳洲和加拿大的前途也要仰赖这种能力和实力。坦然与白人展开合作与竞争，是我们的命运。

西方的民主政治，在当代备受推崇，但是这更是大锅饭式的政治权利对立，平均主义的一人一票制，必使选举平庸化，智慧的影响未必高于广告费，对大众的判断力不要迷信。

我们的政治制度也有很大风险，长官意志式的形式民主，很容易促使干部平庸化，一旦选出的国家的核心领导人问题严重，中国的前途恐怕不妙。

中国的文化有更加朴实的认知基础，宗教信仰影响较轻，伦理智慧建立在朴实的人对人交往的经验总结上，并且有深厚的优秀积累，其价值是绝大多数人不大明白的。但是却决定着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命运，哪些给我们带来了噩运，我们当然也要尽量搞清楚。

中国的复兴，不但给人类提供更多创造力的源泉，还给人类提供了新的命运选择。

 

中国的发展还要与世界共同承接人类的共同命运。科技革命、社会变革、生产力的飞速提高，探索宇宙新世界。

甚至还要走向种族消亡的自觉进化时代，人类将在自身潜质不断飞跃中以更高加速度飞速发展进步。

                             

                                     石永文  2007.4.20  于燕北园

 
 我喜欢和尊敬的当代科学思想大师是霍金和文特尔

 他们是当代我已知的最伟大的科学思想家（除我之外）

我是石永文，75年生

一个思想者探索者，一个有无限求知欲的人

邮箱：shiyongwen@126.com   电话（小灵通）：010-85488074

摘要：这是我在九六年初的稿子，依然是当代的伟大思想。虽然写作和语言素质方面很不成熟，但思想依然是光辉的。 摘要：本文通过科学论证，阐明在人类未来发展过程中将必然经历的一次伟大的根本性的变革，从此人类因自然进化进入自觉进化的时代，从自然生育迈入人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这是人类进入智能体能阶越发展的时代，共产主义将得到更高形态。 关键词：基因设计、生物结构水平、社会化、生理欲的改造、性的消亡　查看全文

摘要：一九九九年九月的文章。　查看全文

摘要：灿烂数千年的中华古老文化，在现代商业运用中。我们用商业伦理的价值模型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挖掘出其中最优良的基本态度。　查看全文

                                                               北大游学记[第一版]
                                                                                                                          石永文
a 游学和北大

    当前中国的风气，好似身边每个青年人大多都在进取，大多都在学习。然而最好的学习的地方在哪里？北大自然是一个好地方。能考入北大的人是极极少数。然而，那些因为学习水平、家境、教育体制局限性、自我选择......等等没有考入北大的人，也不是就完全没有机会在这里学习。

    有一种学习方法叫做游学，这是一种在中国古代先秦（诸子百家理论形成期）和近代欧洲流行的学习方法。在北大，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形成了这个传统。那时北大的许多课，来听课的多数是旁听生。有人戏说北大的正式生打不过旁听生的传统，还以张国焘和毛泽东为例。游学是深入我们的历史的，三国演义也有云："刘备十五岁游学"；北大纪念蔡元培的音乐会的曲谱帖子上，也说蔡元培在任北大校长间期，在欧美游学。总之，我觉得在社会动荡、酝酿进步的时期，这种学习方式会比较流行。

    我们的中国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对内的开放自然也在加强。邓小平说，当前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个时期聚到北大的游学者多起来，也是潮流。是当代中国希望的体现。

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优秀人才的聚集地。北大是这些特征的典型代表。

b我的准备

    在北大七年多了，用特别的视角写些东西或许是有意思的。

    我或许是个很可笑的人，大学没能毕业（自动化专业）就来到北大进行游学，想"进行科学思想和革命的研究和探索"，想"把握科学思想的时代进程，找到历史的突破口"。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人类认知的时代高度和结构，争取完成历史性的突破。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基础性研究，更宏观、系统、庞大。需要更深的思维水平、知识水平和更高的创造力。
我是有准备的。小时侯，我就有不同与众的智力结构，记忆力和思维反应速度极其低劣，但思维深度和想象力却极其突出。天生只适合高难度的创造性工作，对机械性的重复性工作则有"生理障碍"。只善于做别人做不了的工作，并且只对完成关键性的环节有兴趣。常在平常的考试和手工劳动中表现的最差（不是道德的问题，继承母亲家族的传统，为自己干活没动力，为集体干活才来劲。）但却在最难的考试和工艺中，特别突出。越简单越差劲，越难越领先。这还没机会体现出创造力。
幼儿的时候爱哭，妈妈说扔一本小人书就好了，到商店也只默默的盯着小人书......。小时侯喜欢科技知识，喜欢科普、社科读物，喜欢大人物的故事（长大才知道，那些材料，很多是靠不住的），求知欲很强，但性格懦弱腼腆也没争取到看很多书的条件。人们说小孩没有多少烦恼，可我觉得整天充满烦恼。我记性很差，在高中回忆童年生活时，我说伙伴们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在家里坐着，有人说：不是的，那时我总在"炕上躺着"。在小学曾因为没完成作业被罚过款，上中学后，就再也没有做作业的习性了。所以，大概那时大都是在烦恼想问题吧。学校里，我擅长学了最基本的的原理后就能解最难的题目，从小学到大学，都常给老师们讲题。
在高中前期，我那时很喜欢人道主义的思想，也特别喜欢《读者文摘》（现在的《读者》）那样的读物，但那时已经开始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逐渐觉得《读者》上的态度象小资产阶级的自我心理安慰（我的词：心理自慰），无能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本质。逐渐的走到了"革命"的思想道路上，价值观也从主观自觉：想为人类做贡献的朦胧意识；到人道主义：关爱无数个个体；再到了革命的价值观：为了整体，尤其是先进力量。但价值观的转变远未彻底，虽然后来还是走的更远。读完《毛选》的时候，我对教科书和政府的教育和宣传感到......，看不到道德说教，更多的是基础性的实际利益（动力）分析。（当时我大概没理解为"实事求是"。）马恩列斯毛等巨人的著作，比起那些平庸无力荒谬的自以为是的说教，要有趣的多。
我偏科，成绩差，语言素质低劣。一是因为智力结构，二是因为意志薄弱头脑幼稚不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我想语言素质低劣，是与我对内容更感兴趣、对表达形式不够感兴趣有很大的关系。那时，我每周到县图书馆读半天报刊，在那里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类的书，忘了什么时候形成订《参考消息》的习惯。在高三的时候做为代表和同学组织了意在反抗学校不务正业流氓管理的全校罢餐。校长调走以后，我们学校的高考过线率就从几年负的翻番转为数年正的翻番，我们不幸在最谷底。那时，因为校方的庸俗，我对民主很有热情。在94年高考前担心分数太低，参加了论文竞赛（实际后来知道没什么用，得了个小孩子的奖），花了一段时间写了一篇生物学的论文，名叫《人类繁衍方式的伟大变革》，是写：因为人类认知的无限性、生物学等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导致人类繁衍方式的巨大变革，人类将进入"自觉进化"的时代。基因设计和社会化大生产将成为未来"人"的繁衍方式。人类及生物将进入新的加速进化时代。这个思想还有更多的内容和进一步的发展。高考考的很糟糕很可笑，虽然我的数理化都是县里的第一名，理科总分是第二名，但成绩低的特别丢人，这里不说了，怕你们看不起我。
更喜欢的哲学、物理专业读不上，觉得工业是当代我国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部分，工业技术又是其核心根本，就选择了工科。自动化又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还比较适合自己的智力结构条件，读的是工业电气自动化。
在大学，我马上感受到，课程实在太简单，根本不能体现我的优势。甚至我还是不合格。开始我想，我们学校绝大部分同学的高考成绩都比我高，是不是综合水平许多都比我强，我访问了许多学生会的同学，觉得都太平庸，许多品质还很差。加之其它方式与同时代青年的比较，这时我就逐渐觉得应该做更重要的事，社会也需要有人做更重要的事，我也能够做。
这样我就逐渐尽可能摆脱课程，到图书馆开始了尽可能系统的经典著作的研读，哲学、政治、历史、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系统科学......我也尽可能自己去买书。尽可能跟踪前沿的杂志，报纸有八份我是必读的......
课程的成绩还凑合，除了英语。英语22分的时候我也能得奖学金。我才发现，不要都搞懂，只是在期末多做些题，成绩会更好，因为熟做题快。我才为以前不做作业成绩差后悔。
在高中，我一生几乎是唯一一次的考试偷看，让我过了英语会考，高中大学也努力试着提起来，但是都没成功。英语高考37（/150）分。我想大学英语也不应非要过，有的人才能结构不同，把一生最有成长性和创造力的时光，大部分都用来学英语，太不值，为那个毕业证恐怕也不值。把时间用来学习更擅长的内容本身，不比那些语言工具好、学识平庸的学生更差。你说是吧？如果以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损失怎么计算？
我在试图了解同时代最优秀青年的情况，我读那些北大清华等青年写的东西，读对关于他们的描述、报道。时常读大加赞扬他们的内容时，我却为内容上显示的他们的贫乏平庸而苦恼。读他们的文章感受到的还是平庸。
我想到北京亲自去看一看，第一次是在民族学院、北理工、人大、北大、清华。只感受清华校园的大，进入校门，走了近乎半小时我才找到中心区域。刚到我的学校，觉得真是比高中大的太多了，到了清华才感受到大学之"大"。和几个同学聊了聊就回去了。
回到学校，还是在图书馆读经典、学术期刊、读报纸、理解世界、跟踪时代动向。还在思考、思考。读完了《马恩选集》、《列宁选集》、三卷《资本论》和苏东的一些新旧东西。浏览了能搞到的西方各派别的哲学著作。其他学科的阅读也尽量系统化。重新完成了关于自觉进化的写作，那时写的是更基础角度的动力分析。理论还发展到：在利用生物机理的基因设计关键环节发展的自觉进化，因为更高的结构信息密度的潜力，必然发展到更不受限制的有机机理的阶段（以及有机无机结构相结合的阶段），然后是随着人类对物质结构认识的深入，进入更高结构信息密度更巨大规模的未知结构机理时代。以及其他方向的认识。                                                                  

95年投到《自然辩证法》杂志，人家没有理会，这是我对学术界不信任的"现实"开始。这时的历史、经济学、心理学和生物学读的更多了一些，思考比读书投入的时间的更多。那时，我的国企改革的新理论也在不断突破......   

 
 

第二次到北大，是希望找到不被平庸世人理解的优秀青年。访了一百多个宿舍、几百个同学。很失望，没有找到。给我感受最深的却是同学的"心理年级"差异，大一到大二，胆小而狂傲；大三到大四，轻松而平和。那么明显，挺好玩的，也可以反思自己。

回去后，更加沉迷于（思想家们）巨人们的天国里。这时候的思想，在哲学上，已经孕酿前人好似并未深入探索到的新问题了。一些根本性的认知突破，好似来到我的眼前。国企改革等现实问题再我心中酝酿新的认知。这个时候，我的思考和认知体系的形成，在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我在认知上完成了新的哲学突破......我反复在头脑里论证、与实践的认知信息验证反思。

这个突破正在于：思维的规律。就如恩格斯所述：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是下半身的唯物主义，是自然观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才完成了上半身的唯物主义。我认识到，全身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物主义，还是不够的，头部——人生观还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唯物主义还是不彻底的。列宁曾说：从其现实意义上来说，物质与精神统一于现实的存在。（我现在忘了这句话的出处位置，我一直贫困潦倒，总饿饭，不象许多学者有时间找）。

从叔本华尼采，到存在主义，再到弗洛伊德，还有更多，都在着重探索精神世界的属性。尼采进行了对以往价值观的深刻批判，但是他没有走出来，塑造了一个"更高级的"价值观，而所有价值观的合理性的问题，都是要从根本上反思的。存在主义等，尤在探索世界的更基础的共同属性和本质形态。美国人...物理......，心理学......。弗洛伊德的认识无论是否正确，都是对复杂思维（现实精神世界）的简单规律进行有益的探索。海德格尔......，萨特接着马克思的社会整体认识，更加探索了个体的人，但对个体世界的描述走向——选择的自由。语言学转向——正是对思维规律探索的具体深入。对精神世界、思维规律的认识和迷茫，把后现代主义带到了对意识历史的发现和臆想之中，再把对认知的臆想发展到了对所有认知对象的臆想。这也是我对二十世纪哲学的基本逻辑清理。和哲学教授们不一样是吧。我要解释，也需要再丰满一些，大家才能看懂。写的急，也未多回忆，再说吧。

正是这世界的基本属性，让我们把这个整个"人体"的统一属性在新的高度上彻底弄清。也即现实的存在，一切精神形态也都是现实的具体的存在（不能理解是吧？以后我再慢慢解释）。另外关键的一点，是决定论问题，关键的是对随机性认识的消化。对随机性认识消化的层次不足，对随机性和必然性的共性认识的逻辑层次及其延展不够，是当代学者不能在根本上更进一步的根本原因之一（我以后再给大家展开逻辑，其中一个演（衍？）伸[现造的词]的逻辑直接形成了"客观人生观"的基本认识）。

（ "矛盾"和"关系"？）

这个哲学的突破，将导致关于人的科学的创立形成。不再是人学、人文学科。

写的太累了，先到这儿了......

这时，我的国企改革的改革的新理论也在继续突破，并影响到其他领域（政治和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认识。  

c 在北大

c 在北大

一年后再到北大，是正式来游学。

北大图书馆不方便进，我就到国家图书馆。先呆了一两个月，又去造访北大的研究生。有的人让我觉得十分可笑，教育我；"哲学和政治研究就是要直接为政府服务" ，"要一年土、二年洋，你穿的......（我穿的是五四时期样式的学生装）"，"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把第一个月的工资交给父母"云云，我憋着笑听完。让我觉得研究生里的饭桶垃圾真多。在九四级的哲学系本科生里有个叫单立坡，他那时对我挺好，他还记得我在前一年对他们的访问，但他觉得我的行为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了。他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同级同学里的，在学生政治中影响最大的一位同学，我去访问了他。他也很奇特，出奇的热情坦诚，向我介绍他的全部学生"政治生涯"。他告诉我，来到学校后，高年级的学生会主席们，怎样亲身教他进行"做票、闭票、...票、...票......"等等的把戏的。以至于正迎合了他的野心，要建立意在与学生会分庭抗礼的新生会，最后又怎样逐步走向成功达到高潮，最后又怎样失败。他还要给我讲。我的印象最深是他的纯粹的个人目的和缺乏政治头脑。想一想这样的人为什么能在北大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他还邀请我再去，给我讲得更多，我十分感谢他。我想着对贫困的我已经够了。

 

单立坡劝我离开当时的北大，他说我找不到想找的人，做不了想做的事。我想我们的认知还是有距离的，我留在了北大。

北大的同学，我感觉大多很文雅，能平等待人。

北大的民主氛围至少比我们学校好很多，班级干部民主竞选。院系的学生会的竞选也很开放。不过，我总觉得北大本科生的学生会选举参与者多显得很幼稚（我决不反对这是很好的制度和锻炼），表现在竞选纲领上尤其如此，女生尤甚。清华的学生会选举我也看过（那时我是唯一"列席"），他们是本科研究生一起竞选。本科女生候选人们的表现都幼稚的很。研究生多很理性。但也多不够大气。

那时的学生"运动"有两起，一起是一个女生在回昌平校园路上的死造成的。我关注着大体整个过程。

另一起就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那个个事件以前，大概新颁布的游行集会法给我们的印象是，不准未提前n天申请，并且经过允许，就上街游行示威。（因为校内一些人的违抗后果的影响，搞得我们那时，同几个北大同学和清华教师等人，私下搞的马克思学习小组，都神经兮兮。）可是那天，消息一传来，大客车就已经准备好了，同学们纷纷上了车。就要出发前，外校的同学纷纷被不情愿的赶下车（查证北大学生证），我竟然纯侥幸混了过去。大家一路爱国歌曲，一路支持的目光。

到了使馆区，就已经各校排开了次序，沿路列队开进。人真不少，大红旗满天飘扬，一片"打倒美帝国主义"，大家群情激愤。还有与我曾经同住一个屋檐下的澳大利亚人。

晚上，大家组织绕校内游行，有人准备夜里徒步开赴使馆区。人越聚越多，大家逐渐听说人大的人已经出发了，这时大家逐渐接近西门口，大家中的一大部分人就要出发，但有些人还要绕校。在这儿三岔路口的大石上，突然出现一个小女生，高声疾呼：不可出去！因为，我们的游行并未通过法定程序，我们不能违抗政府......，一出去性质就变了（违法），云云。我想，白天的游行，明显是政府组织的嘛！哪里要通过什么正常法定程序。这时候，正是政府需要你游行表现激愤的时候，你还把那个法当成......，这时政府总不会好意思让你半夜去使馆区吧？真是没有政治头脑。我正好观察，那时的北大同学竟然真的的几乎未见走出去的。可见北大同学的政治头脑的水平。

但是夜里，各校的学生却都出发了。北大的许多同学也和清华等校汇合，一起徒步开拔，我的朋友也有去的，路上，政府怕学生辛苦，公交公司？派来一些大客车为同学们代步，可大家却一定要徒步走，那么多同学走了一夜，清晨才到使馆区，参加示威。

那些天里，每晚，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都聚集了大批的人，聚成一堆一堆探讨相关问题，也有联系的更远的。但一些天后，人迹就没有了，据说上面控制清理了。

 

那个时期时的多数同学，还是不大关心政治的，关心的，也多是不满意政府，崇敬美国政治。这次事件，以及朱镕基上台后等等过程，使同学们的政治态度才逐渐多向我党政府认同。现在，胡温政府的新政策态度，加上小布什政府的弱智低劣国家伦理态度，更使左派的声音可以发出。但在他们那里也见不到好的方案。

 

以前清华一直有"求是社"，左派政治社团。后来北大向德行等搞起了马克思主义社团。现在北大有了"官方"和"民间"两个不同色彩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好像"民间"那个才是真正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北大的讲座，还是十分吸引人的。各界名流常常被邀请到这里。多数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随便去听。现在出了许多书，更多人可以共享这种珍贵的文化快餐了。像现在的多数公立大学一样，北大的课程多数也是公开的。甚至几个人的研究生小课，你只要跟老师谈好就行。北大的社团也多是开放的，你会受到欢迎。

北大的社团很多，可那时几乎没什么有影响的理论社团，出名的都是山鹰社、爱心社、自行车协会什么的。研究生为核心的社团，除了（研会不算）博联会，就只有一个"人及其历史研究会"，我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好，想借尸还魂，不几天就成为他们的核心成员，后来，也没心搞成。北大许多人常读书，大多读的是专业书，图书馆里一半是读英语的。有的人说他"读的书很杂，什么书都读"，实际上绝大多数这样说的人，读的书都很少，并且读的都很低级（或许我的要求高）。北大的确还有读的书很多的人，他们甚至还是专业学术思想未来的希望，但是这些人大多都只会读自己专业直接相关的书，读书的范围很窄，搞文科的不读自然科学，甚至搞西哲的不读中哲马哲之类。也有许多纯朴的同学，读多读少都有。大多读的很少，尤其女生。混文凭混饭的也不少。

北大现在的社团有很大不同了，研究生为核心的社团有了很大的力量，他们搞的挺实，理论和实践水平都要更高一些，但是有许多眼前功利性更重了。

另外，北大好象更加排外了，一有风吹草动，就不准外人进。张维迎设计的高级先进制度，还要把鲁迅、梁漱溟、沈从文这样的劣质教员，制度性的永远驱逐出北大这个......殿堂（要叫"世界一流大学"）。比起张维迎的现代大学制度，蔡元培搞的真象是任人唯亲的家族企业是吧？
 

游学一个基础性的问题就是经济支撑，刘备当年有亲戚资助、毛泽东在北大也有恩师（未来的老丈人）（他在湖南的图书馆的自学也只坚持了半年）、刘少奇考上北大，没钱念，去了石家庄。游学不容易，这里好象有很多。大多貌似游学者的，其实都是考研的、学英语的、还有进修的，柳哲都把他们归纳为北大边缘人的一部分。真正游学的，同一时期，也不很多。许多人是常来听讲座充电，有些人常年在这里，许多人是因为一方面的兴趣，偏执、自大的人肯定不少，有一些人有较高的精神追求，还有的人是为探索政治道路......。也有短期来的的思想者、探索者。包括有些显得十分偏执的人，比如一个民族主义者，目光炯炯（衣服"破烂"，犹如凶杀犯），他的理论就很有意思，比如和他说起民族主义的基础理论：......说起杂交优势，他说的确如此，还是很明显的很突出的。但是他又说，下一代就很难保证了，不稳定，甚至像骡子那样，生不出第二代。而世界上最好的马都是纯种的，良犬也是。还说很多、挺好玩的吧？它自身是很坚定的，理论思想比较深入。（我可不是说我赞成）。这样特别的几年里人还是会遇上几个的。当然，还有许多人，是我所不了解、不知道的。

 

刚来这里的时候，有许多自由民主的激烈斗士。朱熔基、胡锦涛当政以后，现在少了，还是有许多隐藏在学者里。他们许多还高声诵读美国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教条，把西方经济学断章神圣化，他们都成了宪政和经济学的大师。当时是很厉害的，虽然远不如八十年代末，当年他们中有核心给我讲，辽宁沈阳下岗工人的饥肠辘轳、混乱要造反的时候，我这辽宁人还颇不相信，现在从辽宁省、沈阳市政府要员的"下岗"看来，情况还可能真是很严重。

当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那些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例骤然减少。但计划经济体系留下来的官僚体系还基本保留着，那样少的财政收入让这么多人干活，事业的意义和福利水平，当然不能让这么多人安稳、一些人下海了。其他的也要受市场经济私人经济的惊扰、诱惑和腐蚀。（加之前途认知的[时代]迷茫，）腐败可以说几乎是必然的。但是，这些年随着财政收入比例的增加和政府人力的精简。官员队伍的治理就更有力了，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就逐渐增强了。

社会服务和管理的败弱，也使社会形成了——道德低下、自私自利成为一种竞争优势的氛围（经济上的道德落后优势？：））。虽然这一切难以持续，只能恶性循环。也使新一代人里，出现了号称"不存在"道德和价值观"问题"的一代。

那时的东北，就更是面临着双重的煎熬了。大量国有企业，成为计划经济重工业超前过剩的遗留，东北的轻工业没有竞争力，又要养国企；又要用更少的钱养更多的干部。腐败严重一些，那也难免吧。

一个人自觉容易，但是人在社会中不能单靠自己生存，干部的成长也许要许多人的帮助。要求身边有关系的群众都自觉牺牲、不讲利益的投入，是不能这样想的。所以，重新培养起新的优秀干部队伍还需时日，需要崭新的制度安排和资源投入。

说多了，回到游学的感受。我自称或自认为是共产党人，但和北大的主流共产党人，感觉多是那样的不相亲。一是组织关系的隔阂，更多的是那时北大的当权的党委、团委书记们，感觉面相多是那样的阴暗或无能。要么就象是"党棍"，要么就就象一个听话的摆设、平庸无能。耐劳肯干的能力不强，老古板不应当权也没当权。思维力较强，品德过人的，仅仅是有点威信。老的和新的不大了解。但品质超群雄才大略的看不到。

希望中央的新气象逐渐明朗......，照耀在北大。

还回到东北。东北的情况，随着重工业国内市场的新发展，东北的新机会来了。

 

再回到校园周围的政治中吧，那些民主派"激进分子"，当时大都没有看清形势，都不免受到了一些打击。我那时对他们说：我是他们的政敌，因为我认为：那时候的中国，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最优秀的精英，还多在共产党内，其他社会团体，无论是在道德积淀还是才能水平都不足以与共产党的能力和希望抗衡。那些人自称民主派，没有什么先进的理论。我认为，只是从美国人那里看到短浅的钱景，把他们的政治宣传当成理论，毫无创造性。

我与他们的关系许多虽然较好，但是我仍称他们为政敌。因为我认为，应在继承共产党和当时中国社会的优良政治遗产上继续迈进。

但是，与当权的共产党政治思想不同，我也是积极反对官僚化的长官意志的形式民主。但是我也反对大锅饭的西方民主，或许只有大锅饭的西方民主，才会让低级广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才会选出智商那样低的布什。两者都是不可取的。西方民主政治的根本弊病并不是花钱多。我在探索全新的制度未来发展阶段，包括"加权民主"的制度，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系统体系；以及"自觉者自由"的社会资源配置等原则。

"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就是中国政治好的方向气象。我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在于以社会主体角度考虑问题，衡量利益，以社会主体出发解决问题。"社会统筹"是社会主义制度力量的根本所在，"统筹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所在。注意，"关键"不是"基础"。所以，我认为中央的方向是好的。

 

那些民主派，虽然有许多道德水平很好，本着极好的愿望，但只会照搬美国的制度，不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没有太大出息，更没什么创造性。有许多很狂躁，许多也很阴险。

他们因为西方几百年的富强，尤其美国的一百年，就把中国看得一无是处。

他们多数甚至还会成为资本家的走卒，或者让人民成为他们的走卒。因为那些人，这样才会为这种政治生涯提供足够的经济资源。

当前中国，除了部分国有、集体企业，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的和谐程度，总体上是不如日本的（我只是说这一点）。相信中国文化的发展潜力，会创造更能和谐共赢的企业文化。我相信，中国的伦理传统，将使中国人在国家和企业的地发展方面，比英美走得更远。

那些民主派，有些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幌子的，更多更是没搞懂，许多当政者也是一样。

马克思把关系都以矛盾叙述，政治态度继承西方传统，斗争性显得太强。但事实也确很残酷，面对不合作，时常需要集体（以死？）相拼。

但马克思更多的是预见，他和恩格斯还说，对于未来社会、未来政权的组织形式，他们不能预告。而苏联搞出来的组织形式——也即具体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一个主要基础方面），让苏联的领导阶层不断平庸化，平庸[甚至庸俗]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变质。在中国、在几乎所有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形成了这样的现象。体制内的理论的根本超越，越来越难。我想，即便现在的中国，像青年马克思那样的年轻人，要想被评为"十大杰出青年"什么的，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听话的（平庸之辈）才行。

 

那时候还有许多激进的伊斯兰教徒，怀着伊斯兰教在中国振兴的理想在北大周围活动。那是亨廷顿所说的世界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中国的影响吧？我有接触，有朋友在里面，有的人思维和道德都比较平静、也有一定深度，思维在探索之中，但许多人言行思想狂热顽固。

那之后，是基督教徒在北大更多地被看到、接触到。我与之有些交流，平静的和极其狂热的都有，大多比较平静。

再往后，是佛教和道教徒多起来，尤其是近些年。大概是因为，文化的土壤深度；当和尚尼姑，混到饭更容易些吧？当居士也挺省钱：）

我对宗教有自己的视角。

西方现在有一种性格分型理论，把人分成：快乐型、力量型、完美型、平和型。我觉得挺好的。也和苏联那时传来的多血质、胆汁质、粘液质、抑郁质气质类型大概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好，我又在其基础上发展出了智力结构理论。我认为可以用西游记的人物来作典型类比：猪八戒快乐型（活泼等特征）、孙悟空力量型（强硬）、唐僧完美型（[意为追求完美]沉思）、沙和尚平和型（平和）

我觉得：宗教职位是古代完美型的避难所，因为他们中的"最有甚者"，总是在考虑长远、考虑根本、背着沉重的道德包袱和理想。不像力量型那样能在现实社会中容易获得直接利益。他们要想深入思考，许多就只有到寺庙里去了，不然就难活（当和尚的未必就要信佛教）；还清静。并且这种生活还要保持最低成本，不然那些信奉者是不愿供养足够多的......的，也使自己的生产活动比较简省一些。所以和尚们不能吃荤，更不能取老婆。这样的宗教才好普及。在现在，这些完美型的人中的许多可以藏身学校和科学院之类的地方。但是一些"最有甚者"中没融入这个体系的，就会有别的形态，诸如马克思、早年的爱因斯坦那样。他们虽然多"欠缺"在社会短期获得直接个人利益的"能力"。但如果没有他们，恐怕孙悟空们闹腾得再大，也毫无"意义"可言。但他们搞坏了，也会有中世纪之类的东西。人类其实需要更多共赢。我们的制度和伦理探索......，就是以公共认知积累为根本的解决方案的探索......。

（题外话：在此看来，好象有意思的是，我国现在的科学社会研究机构（和社会组织？），还是比古代的寺庙的规模小得多。）

与西方权力制衡的文化不同的是，我国的合作共赢的社会制度（伦理）结构特征很明显。比如体现在封建制度上：科举制度使我们的知识分子阶层融入执政者之中，西方（封建制度）的平民和贵族、"神权"和"王权"的对抗在中国都......。尽管维护也不容易。崭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和东亚、以及世界面临的制度创新......

再说那些教徒，理论水平高的，真正懂得教义的占极少数。其实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何尝不是如此？

我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出现这么多的宗教影响力量（也可以包括法轮功：我觉得法轮功的正面意义在于，继续验证了人类的愚蠢[信众发展如此之多如此之快]和印证了宗教的起源）。是因为那时的财政收入比例极低，造成的社会主体载体缺失，使多数人的命运不能在国家、集体、社会那里获得保障，面对不能把握的社会和个人命运，因为认知的局限，寻找"强大的"心灵慰籍，寻找集体力量依赖。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还是要解决自己的生存经济问题的。我打过一些零工，尤其做过推销员。比如办公设备的推销：同到公司的同事每天拿到三四个联络单，我拿三十个左右，而且记录详细，我还是很能吃苦的[若能做自己所爱的工作，自己愿意{幸福的}累死。]，销售额也是他们的若干倍（有其他同事帮助完成）。晚上我还要去北大听讲座什么的。但我刚要进入"正轨"的时候，家人叫我回去过年，我家在海岛，我怕坐船，想要回去就乘此机会回家低成本的完成一篇论文吧。在家写了一个月，这篇论文对我很重要，是对我的思想的一次全面整理总结，实际上是一篇研究提纲，内容也远远超过哲学的范围，叫做《科学思想的时代进程》。我以后再做介绍吧。我找了北大的一些知名的教授，觉得他们还都不能理解。这是我对学术界的认知水平有了更大的不信任和确认。

从那个公司，我看到了私人企业的一些问题，比如：透支国家集体信用，打着军队部门附属企业的名义；向官员广泛行贿获利；欺诈商品服务品质价格；老板和员工间的利益对立；虚伪的相互面对；（有些员工把对老板的怨恨转移到对公司客户的服务上；）不尊重员工人格；不对现薪水福利......这些是我不愿做其爪牙的原因，半年后离开了。但此后的一个经济故障之后，我的打工生涯就一直不顺。

那时，我因为对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危机感，以及自己国企改革研究的突破，我想投入国企改革的实践。想把青春实践先投入到这个事业，但是又考虑到自己的才智致命缺陷和处境，想先为事业"骗"到在北大最优秀的女生作为助手式的妻子。只留下一篇寄给朱总理的论文《国企革命》，也不知寄到哪里去了。后来由于信息成本的不足，让我愿意全力倾心吸引的她也没有找到。虽然让我感性上喜爱的可爱女生有许多。

经济上摸索了一段时间以后，经朋友介绍，开始想做出版。先给人做图书"编辑"，然后借了点钱，和朋友一起做。钱比较少，无力搞好的作品，只能硬着头皮先给别人做短频快的"垃圾书（现阶段书店里的书，百分之九十以上，我们都这样归类。我觉得，也应该这样归类）"。但和朋友的配合还没磨合好，找的活也不顺，生活费就没有了，失败了。

后来有了较好的、可以低成本操作的选题，也算自己在商业上义利共赢的的探索，题目叫做《首先是做人——东亚大企业家成功心谈》，是想深度挖掘中华文化里优秀的伦理基础，就从商业伦理入手。这些年的不顺，也使我对现实文化的合理性进行了反思，对中国文化和伦理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研究和思考。但不够急功近利，编辑们不懂不喜欢，加之我自己又不能解决语言问题。还是没有做处女......的机会。

经济不顺，居无定所，常常几天没有一口饭吃，身上也几乎没有自己买的衣服，活在朋友亲人的不定期的接济当中。研究常在烦躁的冥想中进行。性欲也是一个很大的包袱，这个时代，是使许多年轻人，容易在两性伦理上困惑的年代，善于思考的我，发现了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的主体性"展现的这一根本动力。

虽然自己选择了——认为是人类现存的、相对最高级的价值观——最大限度的推动历史进步。但因为自己哲学上走入的认知境界，加之感性困境的压力，就常常影响价值观，时常探出那走向虚无的一步。

这个阶段的研究，本质上没有太大突破，只是许多方面更加具体了一些，但在对文化的认识上加深了，对资源配置的认识也加深了。研究主要还在哲学、历史、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生物学的关键问题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等；另外的就是未来的政治形态的研究，和对未来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的预期。文化、伦理学的研究其实是刚有了引子。在这些领域，我都是有根本性的全新认识的。不是北大那些教授们一时所能理解的，也难被一个时代所理解。

到图书馆不方便，到国家图书馆，比较远一些，另外我属于无业游民，按规定办不了图书证借阅卡；北大图书馆不让进，后来突然有些天每次拿两元钱可以进了，但又要科研单位的介绍信。阅读就多在书店和网上进行。北大周围的书店，有几个比较大，比较有特点的。大家最喜欢的，有"风入松"、"国林风"。品味规模都比普通书店要大和高。但是，现在他们也不那么受我的欢迎了，一是都在地下室，空气不好，风入松的手机信号还不好。更重要的是，对我这样的穷鬼来说，他们都没有了免费的座位（风入松还时常恢复）。另一个有同样长历史和更高学术品位的书店更受欢迎了，叫做万圣书园。以前我就喜欢去那里，那里主要走邮购，虽然店面很小，但经典著作也很全，还有空调和舒适的座位，店员的态度好极了，坐多久都毫无嫌弃之感。国林风虽然很大，但坐到地上都有人赶你。真要感谢万圣人。现在万圣的店面也很大了，有了很多精美画册等等，还有定期与名流们的交流活动，但舒适的座位依然保持着。只是距北大中心位置相对较远了（在北大清华之间）。但是我最近去又了万圣，免费的座位没有了，看来只是开店时的营销手段，新店员也没有那么和气了。或许算是对书的保护吧？中关村图书大厦，是我的新爱，在海淀图书城旁边，和西单图书大厦是一个系统的。那里大得多，选书档次虽是大众化，但是书很全。和以往的新华书店，形态大不同了，少了北京国企服务行业的大锅饭官僚气，新气象，都是年轻人，服务态度好，新式装修，让我更喜欢的是，有了大量的免费座位。

由于研究资源我难以获得。我对自己就更加悲观起来，担心象历史上的许多人物一样病饿交加死掉。事业也就面临挫折了。想一想自己在为事业争取资源，可是若是在取资源上全面投入，也需要若干年时间，当我有了资源以后，在创造力方面，恐怕人已经废掉了吧？但是，又不能在资源的恶性循环中等死。（许多年里我就对自己性格的弱点很是苦恼，小时候，直到高中时，对智力结构水平的改造，失败了，选择扬长避短。大学到后来，我开始了对性格的认识和改造，后来也很失败。再后来我发现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就也尽可能扬长避短。成长也尽量在认知和心理素质上努力。）我一直担心自己缺乏领导能力。在是否领导政治实践方面，自己常常缺乏信心。但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是将将之星。在自己与普通群众之间，需要纽带。不然我的复杂思维和自己的语言系统，很难与普通人沟通共鸣。

由于那时的潦倒，身心疲惫，甚至想"向命运乞讨"。

我又重新选择了先投入与实践资源更近的先进行政治实践的道路。但在体制外，"同志们"难理我。选择了从社会工作入手。从自己的理论研究和现在的处境出发，选择了"推动顶尖青年与社会资源的合理搭配"的社会工作。

这是我的一个社会学认识的实践。我发现：当一个人，在他年轻时，也即最有成长性和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没有资源；当他年老的时候，甚至成为社会的负面推动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积聚了和控制着大量的资源。历史在不断这样循环，这样的重复着同样的故事。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想在图书馆里自学，但是家里给他断了粮，他就再无（不能从社会获得）资源继续下去。图书馆里的那半年，是他自称为一生进步最大的半年，那时他刚刚接触到自然科学的理论。可是这时的他，就不得不去一个拿文凭的学校。（这还是好的，家里好有点钱。）当他老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民群众却到处高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好像要把全社会的资源都要让他来配置，才会感到满意。

历史在不断重复，在每一个领域，包括科学的、经济的......等等。

虽然也有它的合理性，就如同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权实践检验的属性。

但是，这样的恶性循环是不必要的，可以大大改善的。

人类也在这个方向上不断进步。如：中国人的家族资源配置伦理；义务教育制度；发达国家的许多福利；还有更多，但这远不够。

这个工作分几个层次：在远期，是伴随整个社会政治形态的变革才能更根本的解决的；

在中期。我有一个较理想的模型，就是对人的投资。以往的投资，多是对企业，对项目的投资，我想推动对人的投资。其实......"红顶商人"胡雪岩、《商道》中林尚沃的第一笔投资......。主体——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回报的数学模型计算......全新的人才评估体系......。累了，宣传百遍，现在反倒懒得写了。

我想，先期要做的，要先从顶尖青年做起，是象蜀之贫僧那样为大家探索寻找资源（寻找资金、岗位、社会认可和同志朋友伙伴等）的道路，尽可能建立好的平台。我想一个人为自己寻找资源，成本和风险（因为成功率）都比较高，效率也比较差。一个人专门给大家争取资源，成本和风险就小多了，效率或许也会高。

 

资源相对还算在明处，顶尖青年的信息搜集比较难。要想办法找到他们。

开始，借助了诸如清华创业者协会的这样的平台，也参加一些论坛会议，接触资源方。与北大创业协会的同学合作，搭建了北大创业者沙龙这样的小平台。

但是，因为马上遇到"非典"，而我又未能及时应变。经济支援就枯竭了。以后只能零星的活动，只是尽可能延续。

这个工作后来衍生的、几个可以商业共赢资源良性循环的项目：一个是对这些青年的访谈集；一个是网络平台，专为顶尖人物提供交流交友的平台、提供顶端资讯、资源组合平台、还有其他信息和链接等服务；还有（北大）游学（创作）社（类似知识青年们的经济创造 "合作社"）......有的工作只有我才能组织做。

经济没了着落，又想为上面第二个项目——网络平台着手准备，想做网络新闻编辑、找了几家新闻网站，不顺，后来放弃了。那本书的出版又似乎有了好消息......

都没成。

这些年，我的相对比较"实用"的研究，算是商业伦理和产业经济的研究。对社会的关注总是保持，每天《参考消息》基本不落（即便没饭吃的那些日子里），网络新闻有条件更是不落，几份新兴的时事和财经报纸杂志尽量阅读，《人民日报》遇到就读，《南方周末》我倒不是特别爱看。但比大学时、方便进图书馆时，还是少多了。广泛的思考还是不停止的。

想了新闻组策划的角色，也没推销成功。那时还着重做了东北振兴与重工业崛起、中欧关系战略分析（包括我看到的中欧价值观趋同）等新闻组策划。但我觉得，我的策划，比国内的任何媒体都好多了。我的当时的认识，不知他们哪年才能达到。

 

还可以做咨询顾问的等角色......

这些定位，由于经济的压力（信息沟通等成本）、我的弱点、以及自己和常人间的认知距离。都没有实现（我从来没有提过什么高薪水，甚至没薪水都行）。在常人那里，我的谦虚就成了吹牛。其实即便极力伪装成平庸愚蠢，虽然此时别人比较接受，也没很么意思。因为有朋友的支撑，才好久没有饿饭。政策的改善，也使我不再因为没有暂住证和自行车牌证而惧怕警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与其他人不同。在那次王梦奎在北大说：劳动力自由流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百分之多少......的时候，我就对朋友说：对流动人口的政策要变了）。

这个时期想来，自己现在搞研究、做政治的路，都走不通了，都可能是死路。我要更直接接近资源才能够活下来，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虽然，最具有成长性创造力的时光要抛弃了。我大概又要上演悲剧，不是莫扎特那种，就是年龄和资源恶性循环那种。但是还是避免连莫扎特都不如的那种好。我想现在的的战略应该是先投入到经济战线里。一则通过商业获得研究和政治实践需要的经济资源；二则，这也是自己的能力在当代群众那里获得认可的道路。平庸之辈们恐怕只能在他们......看的......做出......评判。

别人不欣赏，不用我。我就只好自己创业，一段时间里，我逐渐形成了许多商业策划项目。居然很多很好的项目。许多都是划时代的未来产业革命的切入口，也有简单的。投资几万元、几十万......直到到若干亿数量级的的都有几个。但是因为都几乎没有相近的现成案例，即便同样行当，做法内容也几乎截然不同。让平常人理解并决心投入很难。别人能做的、做过的又没有多大价值，我不感兴趣。说到这里，多数读者肯定又露出你那鄙夷的目光来了吧？没几个人能理解相信我的天才。

找到与我才智互补的伙伴的工作，其实是对我最关键的，可惜一直没有找到！

在投入最低的项目上开展起来。第一个项目是"职业经验拓展培训"，也就是工作经验培训。合作伙伴始终不能理解，我的耐心看来也有问题，能象海那样容纳人才才好吧？（象西游记那样就行吧？：））；自己找风险投资......缺乏资历资源，还是难成。

其实，我自己的不定期的饭钱就是我所能借到的最大成本。

但是麻烦的是，即便是在我这次创业最艰难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头脑里，还是难以去想自己眼前面临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否饿饭，头脑里，稍有空闲，满脑袋那时却都是国家战略，真是"理性"难以控制。整月整月不停。也是因为条件不足，投入也没什么用。

平时在机器上写东西的时候，即便是为眼前活命，总非要到网上看一看。要看到有什么好的新东西，就下不来了。就是说，认知上追求的欲望太强烈了！对认知追求、认知成长的乐衷难以抑制，常与"理性"冲突，即便是面对死亡！这就是本性难移吧？

因为我的实践能力对认知的依赖性，因为我的认知发展的——从基础到具体的兴趣和认知逻辑结构，对眼前的现实，我现在还只能定性的研究和预测大的战略趋势，而具体精微的把握能力我还十分缺乏。所以，在现在的处境（微弱资源条件）下，对实践的资源获取，还是远远不行。现在是继续细化、具体化的时候。而现在的研究，则开始落实到一些小的细节和一般的、普通的事；一般的、普通的人，具体的......

由于现在的潦倒，无处发力，常常为寻求刺激，沦落在军事论坛网站。

创业不成，又没有成本、资历争取到风险投资，创业不成。

根据自己的潜质条件，想把自己"包装"成"王者师"，"销售"出去，但又无......

又要生存

生存危机中

我还在思想、探索—摸索

我就像是有的友人所说的：新的"唐吉哥德"吧？

d 时代青年

这些年里，看同时代的青年人，好像只有两个我感到格外特别，还都是小女孩，现在都是二十四左右吧，一个叫李田天，另一个叫王小平。李是在一个北大的一个研讨会上认识的，题目大概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吧，这个山东来的小姑娘，语惊四座，其才识智慧让我惊异，这是在北大许久没有的感觉，并且出于一个放弃读大学和留学的漂亮小姑娘之口。

王小平，我是在地铁书摊里看到她的书的，叫《第二次宣言》，里面对人的未来进化认识的很开阔，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比她走的更远，但她的认识水平已经在同时代人里面极其罕见了，她还有别的作品，我不大熟悉。结合与她的见面聊一聊，我觉得她挺踏实，但是还是不够大气（有点像管家，当然比其他人还是大气的，我可能是在用我来比。）是我要求的太高了吧，也许是她年纪还小。（山东社科院的韩民青早就在搞自然的人化的问题，也很好，它是老头了吧）。

逄飞也十分特别，他在北大哲学系硕士毕业后，一直在搞"一耽学堂"，很艰辛，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组织成千上万的义工，从数以百计的博士硕士到......坚持公益性质，拒绝商业化。真是坚定，现在搞得越来越大了，大概会极大影响新的一代人。

我在北京认识了许多互助的朋友。王少农，文学老青年，曾极富政治热情，但崇尚非理性，可也常出现一些让人能受启发的认识。现在在大搞"垃圾书"，自嘲批发古人。人也好象堕落了？他是我的好友，帮我许多。施袁喜：文学青年，为人豪爽，很有才华，语言质朴甘淳，也不大喜欢理性。沙漠舟，更老文学青年，身体残疾，对世界却是一颗"至爱的心"（打引号绝不是因为我怀疑，而是因为在我的语言系统里还没有诸如"爱心"这样的词汇，但常人容易理解。更多的是"价值观"、"目的"......在我的"字典里"甚至也没有"成功"这样的词，因为历史事业是无穷尽的，只能继承前人的遗志，再多做一点。[也没有诸如"付出和收获"之类的概念。]或者说，对许多词，我的理解都不同于常人。），充满不老热情，但有为精神而精神的倾向。因为我没有什么艺术细胞，甚至没有直觉，与他们也几乎彼此都不够理解。徐天舟，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不遗余力，有理性，比较严肃。徐庆元，我们称之为笔迹大师，号称中国，笔迹鉴定第一人，我十分敬佩他笔迹鉴定的判断准确性和深度，他是一面照人的好镜子，其绝对是极其难得的人才。也是完美主义的典型性格，不免有些生活难过。史银伟——更年轻，读书很多（数量比我多许多）（在他缺乏饭吃的日子里，他那最便宜破烂的小房间里却不断地增添一堆一堆的书[那时只是自己买来看]，早早起床读到深夜，身体健实，精力充沛），我觉得他思想偏激，还未成熟，现在倒旧书。

还有许多朋友，不过上面他们，我更熟悉，都是相对于才能，成长资源突出贫乏的青年。在最有创造力的年华，在社会的压力下，他们只能把大量精力用来制造垃圾，以求得能够苟延残喘的生存（或许还有成长）资源。也许这就是这一代人的成长之路吧？

在北大期间，卢奇骏、张严冰、殷浩等都待我不错。我也一直在找诸如欧阳觅剑那样，虽然所交甚少，但能互相......的朋友。

我和广文合作好久了，前面的出版创业不顺。我们是高中同学，他在才智上优势明显。他搞理论物理学，也不是那么"顽固"执着，这一点他比我惨，基本无法投入，现在寄身在房地产业。许多问题，我常常只能与他探讨。他的社会适应能力强，在经济上支撑我好久了，我也还是没有能力协助他脱身。

莉莉可以写吗？

 

我虽然是家里的叛逆，但还是家里人给了我前期的主要经济支持。父母年迈了，送我上完大学已经七八年了，没有收到我的一分钱......，还不断成千几千的把钱寄给我，他们哪还有多少收入。弟弟更是给了我巨大帮助，他不但常寄钱给我，我要一千，他总是寄来两千。我的电脑是他给的，他却一直没的用。亲戚四姨老姨支持了我的第一次"创业"（想做出版那次）。姥姥那么大年纪不仅资助我，还为我"拉赞助"。这些都还没有丝毫回报。他们现在是牺牲者。

 

在北大第一届研究生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悲伤的建议：北大哲学系应该更名为哲学技术系。因为，在做哲学思考、真正有原创的哲学思想的人，现在几乎没有，只有一些在做"学术"的人（"求道"者罕见[这"道"指真理等]），实际就是翻书本查资料，把这些记录组织一下，或者再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描述一下。写一些，说一说，就完事。

我实在不愿看如此这般还自大的北大哲学系，说他自大,它可能不服,都挺谦虚的,但是，你看那些教授们,都抱着自己的学问不放,好像那是最有价值的事,为什么不把精力用来在辽阔的原野上寻找新人,帮助他们超过自己？还在那里滔滔说教？另外，他们也够苦的，他们的工资近一些年才又超过卖茶蛋的（也是社会主体性载体缺失造成的），[那时，家里人听说我要抛弃工科，搞社会科学研究，都气恼我抛弃钱途]现在逐渐丰厚点了，但是还是常自己探海的收入高得多。
许多系别的教授更是如此。他们还占据学术资料，形成威势，用学术规范阻止青年研究基本问题，又占据次等空间，把青年挤向细枝末节问题的研究上。

不说了。青年们也不争气，都做听话......这好象是政治体制衍生出来的。

还想介绍一下北大的教授们，先算了吧。等待第二版吧！

 

    以前还常愤愤：想做人民的仆人，社会偏逼你做他们的主人。现在好像不了。自己的价值观直面现实......来一句感性的话：这一切将有我和我的战友来改造！

我还想介绍一下我的研究，哲学的、历史学的、政治学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文化的、心理学的、生物学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的、未来社会和生活形态的......研究，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探索。算了，没时间了。写的也不少了。

社会不合作，还是同样的（历史）故事？可能是新中国的发展水平还照顾不到我这样的人吧，安全局不找我就不错了。中国这个阶段还养不起奇特的大人物吧？

我还是先争取讨生活、活命去吧。老的和新的......

                                                                                        作者：石永文

                                                                                                         公元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于燕园